
655年,武则天去祭拜昭陵,给李世民上香,途中生了儿子李贤。武则天、李贤关系不好,形同水火。684年,武则天派人去四川,处死李贤。
把时间往前推二十九年,李贤的降生颇有些仓促。655年,唐高宗李治带着武则天前往昭陵,途中生下这个孩子。李贤是李治第六子,也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。
李贤从小聪敏,读书记得快,仪态也好。唐高宗对他颇为欣赏,先后封他为潞王、沛王、雍王。皇子受封并不稀奇,真正让李贤走到朝堂中央的,是675年太子李弘去世。李弘死后不久,李贤被立为皇太子,东宫一下成了各方目光聚集的地方。
高宗晚年常受疾病困扰,处理政务并不轻松,李贤因此多次监国。他办事有条理,对刑狱也较谨慎,得到不少大臣认可。更难得的是,他并非只会批奏章,还召集张大安等人为《后汉书》作注。后来长期流传的“章怀注”,让后人看到,这位太子确实有学问,并非只靠身份获得声望。
可在皇宫里,能力越强,有时越难让人放心。李贤是名正言顺的储君,又通过监国接触实际政务;武则天则已经深度参与朝政,拥有自己的支持力量。两人即便不公开争执,身边的人也会不断比较:未来谁来做主,东宫会不会提前形成新的权力中心?
裂痕就在这种气氛中扩大。武则天曾把《少阳政范》《孝子传》等书送给李贤,并多次写信训诫。寻常母亲教导儿子,本不值得多想,但皇后训诫太子,背后还有权力意味。李贤听到的不只是母亲的不满,更可能是对储君资格的警告。
宫中还有一条让他难以安心的传言,说他并非武则天亲生,而是韩国夫人所生。这种说法没有可靠证据,却足以伤人。一个太子若连自己的出生都被拿来议论,便会担心母亲另有偏爱,也会猜测弟弟李显、李旦是否可能取代自己。猜疑一旦出现,任何小事都能被理解成威胁。
术士明崇俨又给这团疑云添了一把火。他受到武则天信任,曾称英王李显相貌像唐太宗,还说相王李旦的面相最贵。这样的评价传到李贤耳中,等于有人当面暗示:太子之位未必属于他。后来明崇俨遇刺身亡,武则天怀疑李贤与案件有关,母子间最后一点信任也被击穿。
李贤还留下《黄台瓜辞》。诗里没有直接点名任何人,只写瓜被一次次摘走,最后连瓜蔓都保不住。后人常把它看成他对骨肉相残的担忧。它未必能替史书补上所有空白,却能说明,身处东宫的李贤早已意识到,储位之争不是输掉官职那么简单,而是可能连性命也保不住。
680年,朝廷派人搜查东宫,在马坊中发现数百领铠甲。私藏甲胄是重罪,尤其发生在太子居所,很容易被指向谋反。李贤是否真的谋划政变,铠甲又是谁放进去的,后世很难查清。唐高宗一度想保住儿子,武则天坚持大义不能包庇亲属,李贤最终被废为庶人。
东宫案发后,受牵连的不只是李贤本人。亲近他的官员被贬被逐,原本围绕太子运转的班底迅速瓦解。这种处理方式也说明,朝廷要解决的并非一桩普通刑案,而是要把可能依附李贤的政治关系一并切断,让他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的可能。
从那一刻起,他过去的优点都失去了作用。会办事,可以被解释为收买人心;有学问,可以被视为经营名望;东宫官员拥护他,也能被说成结党。李贤离开储位后被幽禁,曾经围在身边的人纷纷受罚。他已经没有机会公开说明,更没有力量改变结局。
683年,李贤被迁往巴州,也就是今天四川巴中一带。对一个废太子来说,这既是流放,也是隔离。可他虽然远离朝廷,身份仍很敏感。只要有人反对武则天临朝,就可能借他的名义聚集力量。李贤本人有没有这种打算已不重要,他活着,本身就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旗号。
同年年底,唐高宗去世。684年,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,朝廷接连发生废立,局势骤然紧张。她派丘神勣前往巴州,名义上是检查李贤住处、防备外患。丘神勣到达后,把李贤关进别室,逼他自尽。李贤没有死在战场,也没有死于公开判决,而是悄无声息地结束在异乡。
事后,武则天在显福门为李贤举哀,把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,第二年又恢复李贤的雍王封号。这些举动看似在补救,却没有解开最关键的疑问:丘神勣为何敢处死废太子?他是擅自行动,还是明白上意?史书留下了结果,却没有留下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。
二十多年后,李贤的名位才逐步恢复。706年,唐中宗李显追赠哥哥为司徒,把他的灵柩从巴州迎回,陪葬乾陵。711年,唐睿宗李旦又追赠他为皇太子,谥号“章怀”。今天章怀太子墓中的《客使图》《狩猎出行图》等壁画,仍能让人想起他曾经拥有过的东宫生活。
这段往事最令人叹息的地方,不是宫里少了几句温情,而是猜疑一旦进入权力中心,就会自己生长。流言、术士的话、几百领铠甲,单独看都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,可当所有人都害怕失去位置时,它们便会被串成一条无法挣脱的罪证。李贤有才华,也有储君声望,却没有一个可以让他安全解释、重新接受审查的空间。最终,母亲失去了儿子,唐廷失去了一位经过实际政务历练的继承人,而后世只能隔着残缺记载,追问那道巴州密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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